說到改革開放，也不能不提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是在五十年代初，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行的時候，就開始實施了。那時，國家資源有限，資金短缺。在這樣的基礎上，要搞工業化，完全是一窮二白，非常艱苦。但國家的工業化必須要搞，不搞不行。後來有位學者說，那時候搞工業化是社會科學思維不成熟的表現。我特別奇怪，思維還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不成？自然科學的思維應該是什麼樣的？社會科學思維又應該是什麼樣的？那只是這個學者的一篇講話，也沒有具體地論證。但是，作為工業化，不是從共產黨人這裡開始要搞的。從孫中山那時起，他就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一些初步設想。只是在他那個年代，因為各種原因，中國的工業化沒能搞起來。直到解放後，新中國成立了，工業化的計劃才提到新中國的日程上來。中國那時的落後，就是工業化落後，再準確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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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根本就沒有成體系的工業化結構，甚至連基本的制造業都是空白。但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上來說，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沒有國防工業體系，中國的國防就是一片漏洞，沒有任何保障。在抗美援朝戰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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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沒有自己的武器系統，有的只是從蘇聯購買來的單兵武器，還有一些火砲。有少量的飛機，沒有裝甲車，沒有真正的海軍。抗美援朝戰爭打得非常艱苦，付出的犧牲和代價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從國防需要的角度來看，這至少是新中國要迫切實現工業化的初衷，是非常緊迫的任務。在帝國主義對新中國嚴密封鎖的情況下，中國要推行自己的工業化，不得不求助于蘇聯。蘇聯的援助解決了中國的大問題。因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是成體系的。從採礦、到鍊鐵、鍊鋼、到機械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電子器件、兵器制造，以及化工產品制造等一系列產業，蘇聯都給予了全面的援助。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工業化的國家都未曾有過的事情。蘇聯也帶來了蘇聯式管理與經營的模式，計劃經濟就是其中之一。對于中國來說，自然資源雖然豐富，但工業基礎過于薄弱，資金又十分匱乏，所以要搞工業化必須採用綜合平衡，全面協調的計劃經濟，才能把有限的資源集中應用到工業化的進程當中。這時的計劃經濟與馬克思當年設想的共產主義階段所要實行的計劃經濟不是一回事。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是相對落後的國家要實現工業化，趕超世界發達國家的一條很必要，也很有效的方式。事實也正是如此，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中國的工業化體系初具規模。但由于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比較死板，其計劃相當于法律，絕對不可隨意更動。這種僵化的思路也帶來一些問題。因為這種計劃是在整體科學特別是信息系統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實施的，所以先期制定的計劃指標，往往還沒有完成，其國民經濟的需要就會產生變化。所謂計劃趕不上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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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有道理的。而且，這種計劃貫穿于國民經濟的全面領域之中，對于食品、服裝、百貨等日用消費品，這種過于嚴苛的計劃就顯得比較生硬和可笑，而且在實施過程中也不可能像重工業生產那樣得到重視。我們的日用消費品開始出現短缺，不得不使用票證來分配消費品，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現象了。到了文革後期，特別是中國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後，世界上有許多國家與中國建立或者恢復了大使級外交關系。中國對外開放開始打開一條縫隙。我們的基本建設投資也開始逐漸增加。在這個時候，原來的計劃體制雖然還在運轉，但是長官意志的幹預開始愈演愈烈。國家計劃的嚴肅性成了泡影。領導幹部隨意拍腦門來決定項目的建設，成為一種常態。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顯得僵化笨拙的計劃經濟就更是步履蹣跚。在計劃經濟年代，國家所能集中調配的資源是有限的。因為國家總體上還很貧窮，有很多想做的事沒有條件做。有些想要開發的領域，想要建設的項目，想要進行生產的產品，都因為資源不足而不可能一下子都展開來。也就是說，國家不可能一下子把建設的攤子鋪得太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城鎮人口中，有些人的就業就有了問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剛開始實施的時候，國家需要大量的工人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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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城鎮招工以外，還在農村招募了不少工人。然而，隨著這些項目的設立，就業崗位逐漸飽和。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生產領域增長的速度就開始減緩。就業崗位增長的速度也隨之減緩。我曾經看到過一些表格，在“職業”一欄中，有人填寫的是“無業”。我當時有點納悶，如果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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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生活怎樣維持？對于這些人，我完全不了解。後來，在我們的工廠裡，我看到有些幹活的人並不是廠裡的職工，後來知道他們是臨時工。他們的日工資比我們這些在職的正式工人略高一點，但他們沒有任何福利和勞保。然而，並不是城鎮中所有的無業者都能找到臨時工的工作。而且臨時工也不可能找到一個長年累月一直能做下去的工作。于是，這些無業的人口就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有的人去拾荒拴破爛，有的人從畜產公司接薅豬毛的活計，掙一點微薄的錢。也有的人在家裡給印刷廠折紙頁子，也有人糊火柴盒。這些工作收入都非常低，能不能勉強糊口都不知道。當然，那時國家也有補助的政策。一個家庭，如果工資收入低于某個平均支出的貧困線，國家會給這樣的家庭一點補助。只是這樣的補助也實在少得很。大約這樣的貧困家庭，所得到的補助最初是每人每月八元錢，後來可能提高到每人每月十二月。這只是保證有飯吃。所以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如果生產力水平沒有達到較高的水平，那麼就業還是一個較大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的是非常必要的。 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公眾號為何楊振寧的母親吃不著足夠豆腐，因為吃得起豆腐的人多了。 147有人舉楊振寧母親抱怨64年她買不著足夠的豆腐來證明那個時代的經濟建設如何如何，我就舉個例子看看解放前普通人是不是能夠充分充足吃豆腐的。就拿當年人少地多，農民生活相對富裕的北滿來說，小說《暴風驟雨》裡發過家，被地主陷害掠奪後自己還有十畝地，生活怎麼也屬于下中農的白玉山，“約一斤幹豆腐做菜”已經屬于“往年下地收秋也盼望不到的好飯菜”。又如豐子凱（記得應該是他）怎麼也不是窮困人家，有文章描寫他家愛貓有自，他爺爺有只十八歲的愛貓，那老貓陪他爺爺喝酒時能得到豆腐幹的賞賜，文中還特別注明那豆腐幹是孫子都吃不到的好東西。如果說上述兩篇都算特例，那麼看這篇《老北京拉洋車的》論文（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616/14/16588383_387168650.shtml）裡，對解放前佔北京勞動人民主體的洋車夫的生活有詳細描述：一，絕大部分車夫的菜只有鹽，鹹蘿卜或醃水疙瘩；二，收入較豐的年青力壯的車夫除了鹹菜能吃點蔥，蒜，辣椒，韭菜花或少許白菜，每天幾滴香油，“見面是生日，吃餃子是年下”；三，只有極少數的拉包月和車牌的車夫（會說外語，或在高官家打工，算是當時的金領了，駱駝祥子最大的夢想就是拉包月，可惜就是偶然幹上也拉不長），才能“有肉類和豆腐”，而且，就算是這種金領勞動者，也就是“四口之家，每月調和及菜蔬費一元”的水平，可以看出他家一月就算吃上豆腐，也肯定是極少量的。而同文中還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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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上面這種悲慘的水平，居于次等的“收入較豐的年青力壯的車夫”的生活水準（有點油，有點菜）已經令只能每天吃酸臭鹹菜的河北農村大地主都羨慕向往的了。那麼，看看解放前窮人的慘樣，解放後普通平民的實際收入也變得能長期負擔豆腐，在自然條件限制下豆腐總體產量有限（注，此處是我全憑個人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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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詳細數據支撐更好，如果有相反數據也請指正），而買得起的人多了，那麼在解放前就能拿吃豆腐不當回事的富裕家庭相對感覺吃豆腐變困難了，難道不是很正常麼？這難道是壞事麼？對了，又找到《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中，描述當時二十年代上海的“一般市民家庭”可以達到每人每月吃十斤豆腐，這才叫豐富，但這個“一般市民家庭”的標準是什麼呢？是一家四口月收入大洋六十六塊，當時也就是百分之四的工人能有幸達到這個“一般水平‘。，